(一)明初仪真掣盐的情况股票杠杆

明初沿袭元制，在两淮设都转运盐使司管理两淮盐务，并于仪真、淮安、泰州等处设批验盐引所管理掣盐。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令两淮运司“移通、泰等州批验所于仪真县”，将淮南的各批验所归并于仪真。

至此，淮南之盐俱掣于仪真，淮北之盐俱掣于淮安。

批验所大使之职掌:

“掌验掣盐引之政令，辨引符，防矫伪，权钧石，榷余剩，守其储积以给藩府、留都百官之供应焉。”

掣盐的目的不仅是核对盐引和秤重盐数，更是控遏私盐和夹带的重要手段，故而明廷非常重视。每袋食盐只准“带耗五斤”，超出五斤便视为私盐，予以“割没”。

明廷严格推行掣盐之法，固然是基于控遏私盐、打击夹带的需要，也当是基于“盖有惩于元末张世诚、方国珍之变，而为之禁制”的考量。

(二)掣盐体系的演变

明中叶之后，盐法逐步实现了由“开中入粟”到“折色纳银”的转变，在此背景下，仪真掣盐体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掣割功能的变化。

明初，

“掣割之法未密，余盐之议未兴，商人得因之为利”

，当时批验所割没的食盐，在放支配给之余多被用于配给、赏赐、折俸、赈灾等。至嘉靖初，两淮仪真等批验所的割没被统一改为折银上缴，不再直接没收盐货。这种情形的出现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先是朝廷将割没之盐折卖白银解纳太仓。

如成化十九年(1483年)，朝廷令仪真批验所

“运盐客商，不拘官军民，俱依法掣割。其割没余盐，除放支南京各衙门食盐外，巡盐御史按季督同运司掌印、监掣等官变卖时价，类解户部。”

然后，开始允许盐商将应割没之盐折银上缴。如正德九年(1514年)，御史师智存奏准:

“令各运司遇割没余盐，听巡盐御史督同运司官从公估卖，或听本商纳价，年终解银，送太仓银库收贮，以济边用。”

最后，掣盐的割没只征收白银。嘉靖元年(1522年)，明廷

“准以嘉靖二年正盐抵给各商，以后余盐查照旧例，止令本商自纳价银，解司类解。”

割没折银是在明代中期盐课折银背景下缓慢演进的结果，余盐银、割没银一并纳入运司固定上缴额课之中。掣盐功能已不局限于秤掣和割没，同时复有征税的作用，因而也变得更为重要。

其次，管理官员的变化。

批验所原设大使、副使的职位卑微，“俱未入流”。明廷恐其无法承担掣盐征税的重任，便派员监管，是为“监掣”。监掣官员由巡盐御史委任，名为监督，实为管理。

不同时期，仪真批验所监掣官的来源、构成各有不同。

至嘉靖三年(1524年)，两淮巡盐御史张珩一改前制，“始以州县官同司佐监掣”，来自不同系统的两人共同监掣，互相监督，效果颇佳。

“(仪真、淮安)二所宿弊尽厘正之，羡课增至百二十万金。”

然而监掣官都是临时差遣，他们各有本职，两人常常难以同时到齐，遂导致掣盐延宕。至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御史黄国用上疏以

“专掣放，以免壅滞”

为由，奏准“添设运司副使一员于仪真掣盐”，掣盐副使一度成为运司专设之官。后来，又因

“运官不职，改为有司”

，至崇祯年间又改差运司官员监掣。仪真批验所监掣之官不断在运司官担任和地方官员兼任之间反复，终明之世，未得长策。

最后，掣盐频率的变化。

明初，盐商随到随掣。后来，明廷发现掣盐的频率与盐价的高低有直接关系:

“掣盐之期太急，则盐贱而病商;太缓，则盐贵而病民”

。如何使掣盐更为有序，明廷进行了很多探索:正德时，清理盐法都御史蓝章改革掣盐，使得掣盐一改无序的状态。蓝章下令

“每一巡盐御史秤掣引盐，以一百万引为率，止许减少，不许过多。”

继而，他又“定掣数”，

“每岁每季止放掣一次，每次止许二十万引”

，季掣之内，淮南掣四单，“不许过期停壅”。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由于税银每年分春、秋两季解京的关系，又改为“一年定两掣”。万历末年，盐法壅滞，整饬两淮盐法道袁世振为了集中销盐，“题定两淮与别运司不同，每年止于一掣，期定于九月十五日”，仪真掣盐所也随之由每年两掣变为每年一掣。不难看出，明代仪真掣盐的时间并不固定，且频率越来越低。

(三)掣盐的详细流程

至嘉靖时期，两淮盐场已经形成了稳定、规范的掣盐流程:

第一步，开造掣单。

淮南二十五场盐船“行至白塔河巡司桥下”驻扎当地的巡检司根据盐商抵达的顺序编制单册。“单”是批验所掣盐的一定引盐的数量单位，“淮南六万六千引外，加三万四千引为一单”。当盐船所载之引盐，累积到一单之数，巡检司即将造好册的盐单一式两本，呈送巡盐御史进行审核。

第二步，堆屯候掣。

盐商报单之后，便将盐运往指定位置上堆，“扬州者，钞关迤东上堆”

第三步，巡盐御史组织掣放。

临近掣盐之时，巡盐御史需要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按照盐单的顺序，令“运司出给告示，赴司封引……(使众商)诣批验所掣割”。其次，要委任官员监管掣盐。最后，还要将审核过的巡检司先前所呈送的两本单册，

“一发掣盐委官，一发该司收贮备照”，俾监掣官

隆时期世情的小说《金瓶梅》中有这样一段情节:西门庆获得盐引三万引，便请求同是蔡太师门下的两淮巡盐御史蔡蕴早些支放，“蔡御史道:‘我到扬州，你等径来察院见我，我比别的商人早掣一个月。’”这就是典型的超掣。

明代超掣的名目繁多。早在正德十年(1515年)，都御史蓝章在清理盐法时就发现:“富豪奸商通同作弊，将单在后者先搀掣盐，名曰‘提单’。”他认为

“此弊不禁，奸人得利，本分者束手旁观，控诉无门。紊乱盐法，莫此为甚”

，要求:

“今后巡盐御史务照单之先后掣放”

。比照《金瓶梅》中的事例，可见由于巡盐御史徇私舞弊，提单等超掣现象并未得到根除。“提单”之弊未除，在“边商朋计营求”之下又生“河盐”;“河盐”之后，鲁宝又行“浮引”。

第四步，掣盐和割没。

监掣官按单册顺序进行掣盐，掣盐之时，

“每引各认色号，插旗一面至二十号而止。委官亲手掣签对号，提上一引，执旗人役带领上秤，即以一引轻重之数例十九引。二十引完以后，照前周而复。”

如有发现超重便按例“割没”，嘉靖以来皆折银征收，淮南每引以五百五十斤为则，

“如一引之外，多余盐五斤以内，通将原掣引盐积算。淮南每百六十斤纳银一两，淮北每二百斤纳银一两，是为旧割没。若多出五斤以外，即照违例夹带问罪，每斤纳银一分，是为新割没。”

可见新规的处罚更为严厉。掣放之后，内商通计成本利润，将食盐转卖给水商。

不难看出，明代仪真等地的掣盐过程颇为复杂，巡盐御史虽是掣盐活动不可或缺的组织人，但掣盐的具体工作则是由巡盐御史所委任的监掣官负责，执法的尺度也尽由监掣官把握。因此，明代掣盐体系又衍生出新的弊端。

(四)掣盐存有的弊端

明代两淮仪真掣盐弊出多端，事关朝廷者主要有二:掣盐愆期和超掣迭出。当然，这两种弊端不局限于仪真，更是明代各地掣盐的通病。

掣盐愆期。内商利润的多少系于守支和掣放速度的快慢，掣盐之期虽定，实际却是商人

“下场挨掣，动以数年”。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巡盐御史未能及时组织掣盐。

嘉靖初，御史魏有本就曾发现“巡盐御史或引嫌避事，不以时掣，商人守支累年，使盐价腾踊，私贩得利”;万历间，因两淮“盐臣久缺，百事稽误，迟至十八个月一掣，计误掣二年”;晚明士人陈际泰路过仪真时，也发现“盐院不以时掣，积斯多至百余艘，少者数十艘”。

其二，部分监掣官故意回避。

巡盐御史所委监掣官员都非专职，各地官员，特别进士出身者往往视盐务为膻地，害怕官声受损、影响前程，因而多不愿意担任监掣官，甚至故意“避嫌搁误”，继而导致掣盐壅滞。早在弘治时，就有大臣发现“仪真批验所因委官监掣不以时至，(盐商)复有久候之困”。

其三，不少御史和监掣官分肥其中，不愿速掣。

明人张大复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嘉靖末，如皋知县被巡盐御史委以监掣仪真之职，

“故事，掣者至，燕饮月余，箧肥乃去，则藉手报使者。先生)往还才六日，徒手归报，御史面誉之，心街之矣。”

监掣官故意拖延时日，为的就是从盐商那里多得好处股票杠杆，御史也得以“藉手”分肥，这本质上是御史“市恩”、监掣官“返利”的人情利益往来，而嵇却“不得要领”，迅速掣放，无法进行利益输送，自然会被御史所嫉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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