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广西政府召开《研究糖业市场市场运行有关问题》会议，传闻称会议中自治区政府共形成10条意见，其中第二条启动短期储备、第六条组建产业发展基金、第八条蔗款延缓支付等政策，都是为了缓解制糖企业的资金压力。若政策执行到位，短期内集团不再放价销售，有利于现货价格企稳。然而在利好政策的背后仍存在三个问题。其一是政策执行力度的问题。若以5000元/吨的糖价进行临储，所需资金约25亿元，叠加50亿元产业基金，本次政策所需要资金共75亿元，如此庞大的资金能否在短时间内凑集到位值得担忧。其二，上述政策并不改变中长期平衡表，只是将供应压力往后移，50万吨临储最终还是会被释放到市场，拖欠的蔗款始终都得还请。其三，政策是地方性的，只能缓解广西制糖企业的资金压力，云南以及广东地区的糖企依然压力山大。目前云南集团和湛江集团报现货报价均在5000元/吨以下。若这两个地区价格继续下滑，由于短板效应，广西现货价格必然会受到牵连，被动式下跌。因此，本次政策仅是缓解短期供应紧张的局面，中长期糖价走势还是由供求关系决定。
2018年产能利用率和制造业投资回升至近年较高水平等成为经济亮点，但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一些问题，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信用扩张减缓，流动性不足；债务风险面临挑战；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美联储加息周期造成人民币贬值和国际资本外流压力等。在此情况下，宏观政策将会重新审视“去杠杆”和“稳增长”的平衡关系，客观上会向“稳增长”倾斜，同时也更加重视“扩内需”。此外宏观政策在平衡“防债务风险”和“流动性”问题上会向“流动性”倾斜。
从1959年到1975年，新中国共进行了7次特赦，最后一次特赦本有13人还非常抵触不符合条件，公安部给出的意见也是“继续关押，以观后效”。但是主席看过报告后大手一挥：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一个不杀......有些人有能力的可以出来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0多年了。
于是，最后的293名战犯无任何前提条件得到了释放。在这群人中，有十人因申请去台湾省而备受瞩目，他们后来的境遇又是怎样的呢？
1975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发布了特赦全体战犯的决定，所有在押人员由此成为了新中国公民，他们为自己即将拥有新生而欢呼雀跃，很多人都喊出了“毛主席万岁”！
他们这些人并非全部关押在功德林，3月22日一部分陆续从抚顺、济南、西安等地出发到达北京，因为中央要为他们举办一场欢送会。
毛主席在特赦之前就曾嘱咐过工作人员：欢送会要搞，请他们吃顿饭，多吃鱼、肉。每人再给他们发100元零用钱。愿意留下来的，我们承认他们的公民身份。不愿意留下来的我们也不能强求嘛，来去自由，更不能强迫别人劳动。
所以3月23日晚，叶帅作为中央代表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了最后一批特赦的293人，希望他们能展望未来，多为人民做好事。
比较有趣的是，极为抗拒改造的黄维在此时却也被推举为特赦人员代表，宣读了对中央、对主席的感谢信。几十年风雨，尽在推杯换盏的笑谈中。
主席之所以会做出特赦所有战犯的决定，一是因为他们年纪大了，也做不出什么影响坏的事情了，出于人道主义应该让他们跟家人团聚，出去走走看看，他们更能明白谁才是真正为国的政党；
二是主席自己年纪也大了，他肯定希望在有生之年见证祖国的统一，蒋介石撤往台湾省前带走了高官们的家眷，很多被关押的人亲属也都在台湾省，释放战犯就是在释放善意，这样能拉近两岸关系。
所以对于被释放人员的去留，中央没有规定，要走，还可以发放路费。这些宽容的政策感动了其中大部分人，像本来不符合特赦条件的13人就有12人留在了大陆，他们本来那么抗拒改造，最终还是被打动了！
那个执意要去台湾的人是原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局长周养浩，他早年是“军统三剑客”之一，国民党败退之际，周养浩奉命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大搞屠杀，包括杨虎城将军就是他策划暗杀的。
如此罪恶深重的一个人，中央给了他改过的机会，但他也怕留下来会有很多麻烦，所以就提出要去往台湾省。
除了周养浩，还有原国民党第51军中将军长王秉铖、原国民党第25军中将军长陈士章、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团少将总队长蔡省三、原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王云沛、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段克文、
原国民党第150师上校团长杨南邮、原国民党第281师上校团长赵一雪、原国民党青年军第204师上校团长张海商、原国民党第68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九人抱着一样的想法。中央都予以批准。
他们十人辗转先抵达香港与家人联络，本以为很快就能团聚，然而没想到台湾省的做法实在令人心寒。
在我党宣布特赦的当天，国民党在台湾省也通过渠道宣称欢迎特赦人员去台湾，但等到这些人真的想去了，台湾省又开始设置层层关卡。
当时有个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就是4月5日，蒋介石去世了，继任的蒋经国威信不如父亲，他不想因为这些人的到来而影响到了自己的统治。
所以蒋经国就将这些人视为我党的“统战工具”，必须要在香港“发表反共态度，同时向自由中国救济总会申请难民身份”。
这可就有点过分了，那十人纯属想跟亲人团圆，这么多年已不再愿意涉足政治，更何况人心都是肉长的，共产党一直待他们不错，吃用从来没少，有病也会给治，把国家也治理得很好，于情于理他们都做不出掉过头来反咬一口的事。
而且他们是为国民党打仗才成为战犯失去了几十年自由，想不通为什么却要以难民的身份才能入台。因此自始至终，十个人都没有配合台湾省方面。他们在香港僵持了140多天，是张铁石的死让剩余9人彻底心灰意冷。
张铁石出身于国民党青年军，属于蒋经国的嫡系，但也成为了被怀疑的对象，到香港没多久他就收到了儿子发来的电报。
说一家人在台湾都好，张铁石的母亲年过90，身体依然硬朗，张妻支撑着五口之家很不容易，儿子如今在一家民航机场当机长，家里的生活条件总算不错了。眼下政治氛围紧张，所以儿子找到了一名叫凯军的国民党驻港人员帮忙，可以帮张铁石化名入台。
前半段的确是张铁石儿子所写，但后半段就是国民党特务搞的鬼，张铁石找到凯军后被安排住进了香港富都酒店。
该酒店的老板徐亨也是个大特务，先是用美色引诱张铁石，后又威逼张铁石写悔过书，里面全是污蔑共产党的言语，张铁石始终不为所动，他做不到那么昧良心。
后来徐亨步步紧逼，并且还动用了私刑，张铁石左思右想知道自己赴台已是无望，所以于6月4日凌晨在借助着浴室的水管上吊自杀，身边留有一封“兔死狗烹”四个字的遗书。国民党更过分的是，直到7月11日才允许他的家属去香港带回骨灰。
此事极大地刺激到了剩余九人，我党听说后也表达了关心，派人过去联络，说如果他们想回大陆随时欢迎，还会安排相应的工作，如果想去国外或是留在香港，国家也会给予照顾。
最后周养浩、陈士章、王秉钺、段克文四人去了美国，蔡省三、王云沛二人留在了香港，张海商、杨南、赵一雪三人回到了大陆，他们后来分别担任过湖北、上海、四川的政协委员。
国民党对这十人够狠，但有趣的是，后来黄维、文强这两个功德林里的顽固分子去海外会见亲友时，国民党又派人找到了二人，说希望他们去台湾，可以补发几十年的薪水，有几十万美元。
但黄维和文强都拒绝了，黄维说：共产党对我有恩，一没杀我，二把我的家人照顾得很好，儿女也都受了教育。蒋校长对我有知遇之恩，但共产党也待我不薄，第三地我是不会去的。
文强说：我如果拿了这笔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台湾我也不会去。
想去的不让去，不想去的非要拉着去股票票平台，也不知道国民党当时究竟想些什么，他们的态度与我党一对比更是高下立判！以小见大，我党能建立起新中国的确是历史正确的选择！